无国界的数据,无限度的责任
现代企业数据托管指南:印度、欧盟和美国的制度,无视这些制度的代价,以及大规模数据是否仍有可能得到保护。
数据已成为现代企业的实质,而非其副产品。企业所持有的个人数据从来不完全属于它自己,而保护这些数据的法律,如今随数据跨越它所经过的每一条边界。下文研究规范印度、欧盟和美国的各项制度,无视这些制度的代价,以及人工智能时代迫使我们面对的更难的问题:大规模数据是否仍有可能得到保护。
数据经济的核心存在一个不声不响的矛盾,过去十年的大多数争议、处罚和合规失败都可以追溯到它。企业把它收集的数据当作资产:它拥有、储存、利用的东西,在方便时还可以出售。而法律对待同样的数据,只要其描述的是一个在世的人,就视为企业仅以信托方式持有之物,并受到该个人持续存在的权利的约束。企业不是所有人。它是托管人。占有与所有之间、利用的本能与保护的义务之间的这段距离,可以称为托管悖论,而数据每年都变得更有价值、更具流动性,这段距离也随之扩大。
如果不是以如今以数十亿计的罚款、能使公司运营一夜之间停顿的命令,以及一套在数据离开其被收集的领土之时即主张管辖权的跨境法律来执行,这一悖论原本只是哲学问题。对于大规模处理个人信息的任何企业,以及必须为其提供意见的律师而言,理解这一点已不再是可选的。它决定了一项站得住脚的数据战略与一项静静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或有负债之间的区别。
I. 业务的实质,而非残余
说数据是新的石油已成陈词滥调,而与大多数陈词滥调一样,它既真实又具误导性。石油用后即被消耗,数据则不然。数据可以零边际成本复制,可以与其他数据结合而得出任何单一数据集都无法提供的洞见,还可以从个人从未有意披露的行为中推断出来。零售商过去保存其交易的记录。现代平台本身就是它的数据:它的估值、竞争护城河、预测和个性化的能力,都归结为它所汇集的语料以及在该语料上训练的模型。
这就是数据的法律性质从商业实务的边缘移向其核心的原因。当数据只是业务的记录时,数据保护是后台的卫生事项。当数据成为业务本身时,数据保护就成为所有权、可售性、跨境流动性和战略风险的问题,也就是说,是董事会和法律顾问的问题,而不仅是 IT 部门的问题。大多数企业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在它早已成为前者之时,仍将其视为后者。
II. 资产还是信托?决定一切的分类
在问数据可以如何保护、出售或传输之前,必须先问这是什么类型的数据,以及持有它的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因为答案完全取决于分类。法律并不抽象地规范数据;它规范的是特定类型的行为者为特定目的而持有的特定类别的数据。
第一道区分在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之间。广义而言,个人数据是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个人有关的任何信息。其中有一个更为敏感的层次,几乎所有现代制度都给予更高的关注:揭示健康、生物特征、基因、宗教或政治信仰、性取向等的数据,即《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第9条所称的特殊类别数据,以及印度此前依据《信息技术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制定的规则所称的敏感个人数据。个人数据之外是非个人数据、汇总数据和真正匿名化的数据,其义务要轻得多。第二道区分是信息安全实务中常见的企业分类:公开、内部、机密和受限。第三道区分是行业性的:金融数据、健康记录、电信用户数据和支付数据,在一般法律之上各自适用专门的制度。
分类不是文书工作。它决定持有数据的合法依据、保存期限、安全义务、是否可以将其发送到境外,以及至关重要的是,是否可以出售它。这又把我们带回资产问题,以及这一领域代价最高的误解。
您所持有的数据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描述了人。也正因如此,它并不是您可以自由出售的东西。
个人数据不是您拥有并可像动产一样处分的财产。依据印度《2023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23),决定处理目的和方式的实体是数据受托人(Data Fiduciary),这个词是经过斟酌的:受托人为他人的利益而持有,并对该他人负责。依据 GDPR,相应的行为者是控制者(controller),每一项使用都须有合法依据,并受数据主体的访问、更正、删除和反对等权利的约束。加利福尼亚的制度更为严格:该法将个人信息的出售和共享规定为两项各自命名的不同活动,并赋予消费者对两者均可选择退出的常设权利。尊重这种选择退出并非礼节;违反它会被执行处罚,最近一宗选择退出失败的案件以 USD 1.35 million 达成和解,而这一数字本身在2026年2月被一宗超过 USD 2.75 million 的和解所超越。
因此,对于数据应如何出售这一问题,诚实的回答是:个人数据本身往往不得出售,除非具备合法依据、透明度,且在许多跨境通道中还须有个人自由给予的同意以及持续撤回同意的权利。可以干净地进行商业化的,是非个人数据、汇总数据或真正匿名化的数据。「真正」这一限定词承担着很重的分量,因为匿名化远比营销材料所暗示的脆弱:通过组合看似无害的字段进行重新识别,是有充分记录的攻击方式,而今天匿名的数据集,明天与一个在其发布时尚不存在的数据集合并后,就可能具有识别性。出售匿名化数据、后来被证明出售的是可重新识别的个人数据的企业,并没有出售资产;它制造了一项责任,并把它分发给了每一位买方。
因此,您所从事的业务类型决定了整个分析。对数据经纪商而言,个人数据就是产品,监管负担相应地居于核心并关乎存亡。对医院、银行或保险公司而言,它是一项受监管活动的命脉,受比一般法律更严格的行业规则规范。对普通企业而言,它是运营的副产品,必须加以保护,但很少应当出售。同一个字节,取决于由谁持有及为何持有,会引起截然不同的义务。
III. 一件无国界之物的版图
数据不尊重边界。在德里敲下的一个按键,可能存放在弗吉尼亚的服务器上,由爱尔兰的模型处理,并在新加坡备份,这一切都在一秒之内完成,而个人对此毫无察觉。相比之下,法律是属地的:主权者为自己的领土立法,并且越来越多地为自己的居民立法,无论他们的数据流向何处。一句话概括,无国界的媒介与属地法律的碰撞,就是跨境数据问题,这也是这一领域中后果最重大的处罚之所以涉及的不是数据如何被保护、而是数据被发往何处的原因。
现代制度解决这一碰撞的方式,是将保护附着于个人,并随数据向外延伸。GDPR 具有域外效力,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在向欧盟境内的人提供商品或服务或监测其行为时处理其个人数据的任何组织。印度的 DPDP Act 适用于在印度境外进行的、与向印度境内的人提供商品或服务有关的处理。其实际后果是,古尔冈或得克萨斯的公司可能受欧洲法律约束,柏林的公司可能受印度法律约束,而它们在对方领土上根本没有实体存在。不存在基于公司规模或营业额的豁免。适用范围正是要点所在。
IV. 三种保护架构
对于在全球开展贸易的印度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三种制度是欧洲、美国和印度的制度,它们建立在三种不同的理念之上。值得将它们并列比较。
欧洲:以权利为默认
欧盟将数据保护视为一项基本权利,自2018年起由 GDPR(Regulation (EU) 2016/679)赋予其具体形式。其架构以原则为基础、以权利为中心:每一项处理活动都需要合法依据;数据必须最小化,只在必要期间内保存并加以保护;个人对控制者享有可执行的权利。数据向欧洲经济区以外的传输受第五章的严格规范,下文将进一步说明。在此基础上,欧盟如今又增加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的人工智能法规,即《人工智能法》(AI Act,Regulation (EU) 2024/1689),该法于01/08/2024生效并分阶段适用。其禁止性规定和素养义务自02/02/2025起适用;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义务自02/08/2025起适用;而针对高风险系统和透明度的大量义务自02/08/2026起适用,在撰写本文时,该日期仅剩数周。《人工智能法》的最高罚款可达35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的7%,甚至超过 GDPR 的上限,而两项制度同时运作:数据保护机关对人工智能系统所使用的个人数据保留管辖权,市场监督机关则负责执行《人工智能法》本身。因此,在欧洲部署人工智能的企业须同时向两者负责。
美国:按行业、按州拼接的格局
直至今日,美国仍没有一部类似欧洲或印度模式的统一综合性联邦隐私法。最近的一次尝试,即2024年提出的《美国隐私权法》(American Privacy Rights Act),在委员会阶段取得进展后陷入停滞;就目前情况而言,没有任何联邦综合性法律获得通过。联邦层面的保护是行业性的:健康信息适用 HIPAA,金融信息适用 Gramm-Leach-Bliley Act,13岁以下儿童适用 COPPA,教育记录适用 FERPA,此外还有由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执行的对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的一般禁止。各州强力填补了联邦层面的空白。到2026年,约有20个州制定了综合性的消费者隐私法,始于加利福尼亚的 CCPA 及其后继者 CPRA,印第安纳、肯塔基和罗得岛是最近生效的几个州;目前有12个州在法律上要求尊重通用的浏览器选择退出信号,几乎所有州都要求对敏感数据取得选择加入式同意。其结果是一张随访问者所在地而变化的合规地图,而执法也不再停留于理论:据报道,仅2025年各州的罚款估计就达到 USD 1.4 billion,其中一家科技公司与得克萨斯州以超过 USD 1 billion 的金额达成和解。美国的立场最好被描述为碎片化且日益严格,而非宽松。
印度:带有主权之手的权利制度
印度经由宪法这扇正门达至一部综合性法律。隐私权在 Justice K. S. Puttaswamy v. Union of India, (2017) 10 SCC 1 案中被确认为一项基本权利,而《2023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是其法定表达。经过漫长的酝酿,作为实施细则的附属立法《2025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规则》(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Rules, 2025)于13/11/2025依据该法第40节公布(G.S.R. 846(E)),该框架现分阶段生效:基础性规定和数据保护委员会的规定立即生效;同意管理人制度约于13/11/2026生效;实质性义务,包括第16节的跨境规定,约在公布后18个月,即约13/05/2027生效。执法由完全数字化、由四名成员组成的印度数据保护委员会(Data Protection Board of India)负责,投诉在线提交和跟踪;而执业者特别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对该委员会决定的上诉向电信争议解决与上诉裁判庭(Telecom Disputes Settlement and Appellate Tribunal)提出。处罚表十分严厉:未采取合理安全保障措施而导致数据泄露的,最高 Rs. 250 crore;未通知数据泄露或在保护儿童数据方面存在疏失的,最高 Rs. 200 crore;其他违规行为最高 Rs. 50 crore。印度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权利制度;我们将看到,它也在其中为国家保留了很大的空间。
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这三者并非全部版图。目前已有超过140个法域在其法典中制定了数据保护或隐私立法,欧洲模式的引力在其中大多数都清晰可见。巴西的 LGPD 自2020年起生效,由其国家机关监管,紧密仿照 GDPR。中国走的是一条明显更以国家为中心的道路,将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相结合,把数据分为核心、重要和一般三个层级,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实行本地化,并将许多出境传输以网信监管机关的安全评估为条件。对印度的数据出口方而言,教训很明确:不存在可以遵守的单一全球标准,只有一张日益密集、相互重叠的制度网络,任何两国之间的通道都必须根据其自身条件加以评估。
V. 合法地跨越边界传输数据
如果保护随数据向外延伸,那么任何跨境业务的核心运营问题就是:我可以通过何种机制,合法地将个人数据从 A 国发送到 B 国?在这一点上,各项制度分歧明显,而这种分歧本身就是一个合规陷阱。
欧洲采用白名单逻辑。向欧洲经济区以外的传输,只有在目的地经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认定提供充分保护,或者数据输出方采取了经批准的保障措施时,才是合法的:标准合同条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适用于集团内部传输的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Binding Corporate Rules),或在狭窄情形下适用于特定情况的某项例外。充分性认定这条路径,正是漫长的跨大西洋纷争上演之处。欧洲法院在2015年的 Schrems I 判决(Case C-362/14)中宣告第一项美国安排即「安全港」(Safe Harbour)无效,又在2020年的 Schrems II 判决(Case C-311/18)中宣告第二项安排即「隐私盾」(Privacy Shield)无效,两次的理由都是美国的监控使欧洲数据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和救济。第三项安排,即欧美数据隐私框架(EU-US Data Privacy Framework),于2023年7月以充分性决定的方式通过,并在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于03/09/2025在 Latombe v. Commission 案(Case T-553/23)中驳回挑战时,经受住了第一次法庭考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申请人已向欧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提出上诉,这一曾两次使传输框架无效的纷争,在形式上仍未终结。任何依赖该框架的企业,都应将其视为今日有效、明日未定,并将标准合同条款作为后备方案备用。
印度选择了相反的默认规则:负面清单。依据 DPDP Act 第16节,数据受托人可以将个人数据自由地传输到任何国家或地区,除非且直至中央政府经评估后以公告限制向某一指定国家的传输。截至撰写本文时,尚未公布任何此类受限国家清单。2025年规则第15条进一步规定,受托人必须遵守政府规定的任何条件,其措辞宽泛,足以限制向外国或其控制下的实体提供个人数据的行为。负面清单模式表面上比欧洲的更为宽松,但其中暗藏两处要害。第一,它由行政机关主导且是动态的,因此今天开放的通道可能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被公告关闭;审慎的企业会预先建立改道的能力。第二,也是更为迫切的一点,DPDP 框架并不取代行业性的本地化规定。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2018年的指令要求支付系统数据只能存储在印度境内的服务器上,证券和保险行业也有类似的要求。对受监管实体而言,行业规则才是具有约束力的限制,且往往比一般法律更为严格。
数据保护领域金额最高的处罚,涉及的不是数据如何被保护,而是数据被发往何处。
VI. 技术转让的叠加层
跨境数据流动并非单独进行。它们与技术转让同时发生,而且往往就在技术转让之中,另一套较不为人熟悉的法律已开始与数据保护法融合:出口管制与国家安全。这种融合如今已十分明确。在美国,第14117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4117)指示限制向指定的受关注国家批量传输敏感个人数据以及某些与政府相关的数据,将大规模数据流动完全不视为隐私问题,而视为战略和国家安全问题,其实施方案已经生效。其逻辑就是出口管制的逻辑:某些类别的数据,与某些类别的技术一样,汇总起来过于敏感,不能自由离境。
同样的逻辑长期以来规范着技术本身。依据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向外国国民披露受管制的技术或源代码,即使对方就在同一间办公室,也可能构成需要许可的视同出口(deemed export);加密软件有其自身的管制;一些国家将市场准入以源代码审查或托管为条件,这一要求与商业秘密的保护难以协调。印度通过 SCOMET 清单对两用技术实施自己的管制。而数据本地化要求,无论出现在何处,在实践中都起着非关税壁垒的作用,迫使企业以在当地设立基础设施和在当地处理数据作为经营的代价。对于同时转让一项服务及驱动该服务的数据的企业而言,结果是如今有两套制度同时适用:隐私制度问的是个人是否受到保护,战略制度问的是国家是否受到保护。一项传输可能在前者之下无懈可击,在后者之下却属违法。
VII. 出错的代价
不合规的后果已不再仅限于声誉,也不再轻微。它们分为若干层次,而引人注目的罚款尽管数额巨大,往往是其中最轻的。
先从罚款说起,因为它们确定了规模。自2018年以来,GDPR 项下的累计罚款在超过2,800宗执法行动中已超过71亿欧元,仅2025年就约有12亿欧元,数据泄露通知的数量也处于创纪录水平。金额最高的一宗,即2023年对 Meta 处以的12亿欧元罚款,并非因为数据泄露,而是因为在依赖 Schrems II 判决后被认定为不充分的标准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将欧洲用户的数据非法传输到美国。跨境执法并不限于跨大西洋通道:2025年,一宗将欧洲用户数据非法传输到中国的案件被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依据《人工智能法》,上限提高到3500万欧元或全球营业额的7%。依据 DPDP Act,每项违约最高可达 Rs. 250 crore。在美国,2025年各州的罚款估计达到 USD 1.4 billion。这些并非个别极端情况;它们是已成定局的范围。
然而,罚款往往还能承受,纠正命令却未必。Meta 被罚款时,还被命令暂停违规的传输,并使其数据处理符合规定,这对于一家建立在跨大西洋数据流动之上的企业而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运营威胁。传输禁令不只是在资产负债表上留下凹痕;它可以使业务停顿。在监管机关之外还有更多层次: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风险,以及在某些制度下董事和高级职员的个人责任;合同后果,包括赔偿请求、违反数据处理协议、丧失认证,以及其自身合规依赖于您的企业客户所享有的终止权;客户信任的崩塌,而且会不断加剧;以及事件应对、通知和补救那种简单而残酷的成本。将数据保护视为董事会层面事项的理由并非劝诫,而是这份清单。
VIII. 吞噬数据的机器
上述一切都因人工智能而变得复杂,甚至可能被彻底改变,因为人工智能不只是使用数据;它以工业规模消耗数据,其方式使法律所构建的每一个保护性概念都承受压力。我为自己设定的论题,以这一领域如今提出的最难的问题作结,那么让我直截了当地提出:在一个模型以海量语料训练、而其中大部分是从开放网络上采集的个人数据的世界里,数据是否仍有可能得到保护?诚实的回答是:部分可以,不完美地可以,而且只有在放弃完美保护的幻想、转而采取受管理风险的纪律时才可以。
看看人工智能对保护性假设做了什么。我们曾假设匿名化是一堵墙;大型模型表明它只是一道篱笆,在足够多的信号被组合时容易被重新识别。我们曾假设为某一目的使用的数据会停留在该目的之内;以数据训练的模型可能记住训练集中的片段,并在适当的提示下逐字吐出,还可能被成员推断攻击和模型反演攻击所探测,从而揭示某一特定个人的数据是否以及贡献了什么。使这些系统有价值的能力,即从数据中归纳的能力,恰恰是使其中的数据难以控制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欧洲没有只依赖 GDPR,而是在其之上增加了《人工智能法》,也是为什么两者如今对任何在个人数据上部署人工智能的人施加叠加且重叠的义务。
技术能否解决技术所造成的问题?部分可以。一系列隐私增强技术已经存在并日趋成熟。联邦学习把模型送到数据那里,而不是把数据送到模型那里,因此原始记录无须集中。差分隐私注入经过校准的数学噪声,使任何一个人的存在与否都无法在输出中被察觉。安全多方计算和机密计算(后者使用可信的硬件飞地)允许在不暴露输入的情况下进行联合计算。同态加密是其中最诱人的一种,允许直接对加密数据进行计算,但对于一般用途而言,它仍然缓慢且昂贵。合成数据和令牌化减少了真实数据的暴露。这些都不是灵丹妙药;每一种都以牺牲效用、速度或成本为代价,每一种都必须针对其所应对的具体风险加以选择。它们是受管理风险的工具,而非完美安全的工具,因为在这种规模下,完美的安全并不存在。
IX. 可被解密的承诺与国家之手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加密,以及安全营销所掩盖的一个事实。我们谈论加密,仿佛它是绝对的。它不是。加密在两种状态下能令人信服地保护数据,即静态存储时和传输中,但数据必须解密才能被处理,而在被使用的那一刻,它是明文。密钥可能丢失、被盗或被强制交出。而且一个更长的阴影已笼罩这一领域:今天在强加密状态下被采集和存储的数据,将来可能被量子计算解密,对手称这种策略为「先采集,后解密」(harvest now, decrypt later)。新的后量子密码标准在2024年最终确定,而向其迁移已成为董事会层面的事项,这并非偶然。加密的承诺是真实的,但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就是时间。
对加密局限性最鲜明的说明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它涉及国家为自己保留的访问权。2025年初,英国依据其2016年《调查权力法》(Investigatory Powers Act),秘密向 Apple 送达了一份技术能力通知,要求具备访问受该公司端到端加密云服务保护的数据的能力,并以法定的禁言令禁止披露该要求。Apple 的回应颇具启发:它没有建立这种访问能力(这种能力不可能只为一个政府建立而不削弱对每一个用户的加密),而是于21/02/2025在英国撤回了该功能,并向调查权力裁判庭(Investigatory Powers Tribunal)对该命令提出质疑;后来的报道显示,该要求被缩小到英国用户,而非被放弃。这一事件建立在任何法律都无法废除的一个数学要点之上:无法在给予合法机关一扇进入加密数据的门的同时,不制造一扇非法行为者也能使用的门。2024年的「盐台风」(Salt Typhoon)入侵事件以最糟糕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国家支持的攻击者恰恰利用了电信运营商被强制建立的合法监听访问通道,接触到高级官员的通信,甚至接触到用于经法院授权的监控的系统。为好人设置的后门,在结构上就是为坏人设置的后门。
没有任何数学能区分进入加密数据的合法之门与非法之门。只有一扇门。
在国家保留访问权方面,印度也不例外。《2000年信息技术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 2000)第69节,结合2009年的截取、监测和解密规则,授权在规定情形下发出解密指令;而 DPDP Act 第17(2)(a)节明确规定,国家机构为主权、安全或与外国的友好关系的利益而处理数据时,豁免该法的大部分义务。DPDP Act 尽管针对私人受托人创设了真正的权利,却没有改革监控架构,由此产生的不对称应当如实告知任何客户:在所有这些制度中,数据保护归根结底是针对所有人的保护,唯独在规定且有争议的情形下,国家本身除外。托管人守护数据免受外界侵害;国家则保留着大门的钥匙。
X. 大规模处理者的工作纪律
对于大规模处理个人数据的企业而言,对这一切的务实回应既不是瘫痪,也不是走形式,而是一项常设的纪律。它始于了解您持有什么:一份真实的数据清单和处理记录,映射每一类数据、其来源、目的、所在位置和去向,因为您无法保护、分类或合法传输您未曾映射的东西。接下来是分类,按敏感程度和目的地分类,使最敏感的数据和风险最大的通道得到最多的保护。它要求最小化和有时限的保存,因为您不持有的数据不会被泄露、被非法传输或被模型记住。它要求明确的合法依据,以及个人能够理解并撤回的同意架构。
对于跨境流动,它要求逐个通道选择传输机制:对欧洲流出的数据采用充分性认定、标准合同条款或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对印度流出的数据遵守负面清单和任何行业性本地化规定,并关注将批量数据视为安全事项的战略性制度。它要求与每一个处理者和次级处理者签订严谨的合同,因为责任随数据进入他们手中。它要求静态和传输中的加密、严格的密钥管理、令牌化,以及在使用人工智能时采用与风险相适应的隐私增强技术。它要求一份围绕72小时时限、并设有向监管机关和受影响个人通知的路径的数据泄露应对计划。对于被指定为重要数据受托人的企业,它要求定期进行影响评估和独立审计。它还要求这一切由董事会层面负责,并持续监测不断变化的法律,例如任何受限国家清单的公布、DPDP 时间表的下一阶段、《人工智能法》02/08/2026的期限,因为在这一领域,法律不会停滞不前,合规状态是持续维持的,而非一次达成的。
最有用的一项运营假设,恰恰是最令人不安的一项:假设泄露必然发生。在设计、订立合同和治理时,都要假定这些数据终有一天会被暴露,而您终有一天会被要求对此作出交代,因为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内,对于足够大的数据集,那一天往往会到来。
是托管人,而非所有人
托管悖论无法消解,只能加以管理。企业所持有的数据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描述了人,也正因如此,企业不能自由地出售、暴露或丢失它。主权将继续试图把一件无国界之物钉在领土上;加密将继续许诺一种它无法完全兑现的保密;人工智能将继续同时扩大数据的价值和控制数据的难度。因此,企业及为其提供意见的律师的任务,不是逃离这一悖论,而是诚实地平衡其两半:把数据当作它在商业上所是的资产来对待,同时把它当作它在法律上始终所是的信托来守护。只在法律允许之处移动它,用现有最好的工具保护它,同时承认这些工具的局限,并在每一项决定中记住,自己是托管人而非所有人,最终要为自己被允许持有的每一个字节负责。
引用的资料与条文
法规与规则
- 《2023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23):第16节、第17(2)(a)节及第40节
- 《2025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规则》(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Rules, 2025):第15条规则
- 《2000年信息技术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 2000):第69节,结合2009年的截取、监测和解密规则
-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Regulation (EU) 2016/679:第9条
- 《人工智能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Regulation (EU) 2024/1689
- 《2016年调查权力法》(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2016,英国)
- 美国:《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Gramm-Leach-Bliley Act、《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COPPA)及《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FERPA)
- 《美国隐私权法》(American Privacy Rights Act,2024年提出,未获通过)
判例
- Justice K. Puttaswamy v. Union of India, (2017) 10 SCC 1
- Schrems I, Case C-362/14 (2015)
- Schrems II, Case C-311/18 (2020)
- Latombe v. Commission, Case T-553/23,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03/09/2025
官方文件
- G.S.R. 846(E),日期为13/11/2025,公布《2025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规则》
- 欧美数据隐私框架(EU-US Data Privacy Framework)充分性决定,2023年7月
- 美国第14117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4117)
常见问题
数据保护中的「托管悖论」是什么?
它是商业与法律看待个人数据的方式之间的矛盾。企业把数据当作可以拥有和利用的资产;法律则把数据视为为其所描述之人而托管的信托财产,只能在托管条件的范围内使用。两种观点互相冲突,而两者之间未加管理的差距,正是监管责任与民事责任积聚之处。
印度的数据保护法是否适用于境外公司?
是的。《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具有域外效力,适用于对印度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进行的处理,无论该处理在世界何处进行。与欧盟的 GDPR 一样,保护附着于个人,而非服务器所在地,因此将数据托管于境外,并不能使其脱离数据主体所在国的法律。
匿名化数据是否可以安全地自由使用和出售?
远不如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安全。真正的匿名化十分脆弱,通过与其他数据集交叉比对即可重新识别的数据,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匿名的。将可重新识别的数据错误归类为安全资产,会把它变成分散的责任,因为分布在各服务器和备份中的每一份副本,都承载着企业自以为已经消除的义务。
数据违规最严重的监管后果是什么?
不是引人注目的罚款,而是监管机构的传输禁令。罚款缴纳之后即可消化;而禁止某类数据跨境流动的命令,会切断企业与其自身的数据处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运营完全停顿。对跨境业务而言,传输禁令才是关乎存亡的风险,罚款只是看得见的那一项风险。
加密能否只为政府设置合法的后门?
不能。加密并不区分由谁持有密钥,因此为合法机关设置的后门,本质上可被任何发现它的威胁行为者利用。不存在只允许国家进入而将攻击者排除在外的密码学机制,这正是要求设置仅供政府使用的后门之所以建立在数学上不可能之事上的原因。
以上回答是对本文内容的普法性摘要,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
更正:如您发现本文存在法律或事实方面的错误,请致函 contact@lokeshbhardwajlawoffices.com,邮件主题请注明 'Correction'(更正)。更正将在正文中作出,并在此处注明日期。
本文仅作为一般性法律评论,供信息和教育之用,不构成法律意见。文中提及的《2023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人工智能法》、包括印度储备银行规则在内的行业性本地化规则以及相关法规,均指撰写之日有效的文本。数据保护法的适用取决于具体事实和具体法域。读者在采取行动之前应咨询具备资格的律师。本文依照《印度律师公会规则》(Bar Council of India Rules)第二章第六部分第36条规则发布。本文任何部分均无意招揽专业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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