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为何应当回避?又应由谁来决定?
论证印度法官回避应当有成文标准操作程序和移送审理庭。
有一个话题,印度律师界几乎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沉默。这就是法官回避。我们在律师事务所里很少讨论它。当情势迫使这一问题公开时,我们也只是谨慎地暗示。我们几乎从不把自己的看法诉诸文字,其中的原因,对任何在宪法性法院执业的人来说都显而易见。
然而,这种沉默的代价是我们不应再愿意承受的,因为在这个国家,申请、听审和决定回避的程序,其根基之处就存在一个未解决的矛盾。
两项原则支撑着自然公正的架构。Audi alteram partem,即任何人不得未经听审而受到谴责。Nemo judex in causa sua,更为古老也更不容妥协,即任何人不得审判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我在此关注的是第二项原则,因为我们的回避程序在声称执行这一原则的同时,悄然违反了它。
当一名当事人起身请求法官回避时,按照现行惯例,该申请由被请求回避的那位法官本人听审和决定。法官听取针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法官撰写关于该问题是否有理的裁定。无论结果如何,法官都重新就座。在那一刻,自然公正的首要原则恰恰对援引它的申请被搁置了。在我执业的这些年里,我始终未能接受这种安排。我相信我并不孤单。
I. 回避究竟是什么
回避,是指法官以存在或看来存在某种会损害其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情形为由,退出对案件的审理。公认的理由为每一位有一定资历的执业者所熟知:金钱利益,无论多么微小;此前曾以律师身份参与该案;与一方当事人存在家庭或社交上的亲近关系;此前已就现在需要裁决的同一问题发表过意见;以及作为兜底类别,任何其他会使公正且知情的观察者担心存在真实偏见可能性的情形。
回避不是对偏见的承认。它不是对审判庭的控诉。正确理解的话,它是对司法廉正的肯定,因为在那一刻,法官把司法机构置于自己手中的案件之上。任何制度中最纯净的正义,都由懂得何时退让的法官来实现。
II. 这一原则的基础
禁止偏见的规则比任何宪法都更古老,无需成文法的确认。一个与某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无法公正地裁决它。这一命题在其他任何生活领域都不言自明。为何当它适用于审判庭时却会受到怀疑,是长期困扰我的问题。
首席大法官 Lord Hewart C.J. 在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cCarthy [1924] 1 KB 256 一案中阐述了这一原则,其表述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明白无误、毋庸置疑地被看到得到实现。
审判庭的廉正,不在于审判庭如何看待自己。它在于当事人,并通过当事人在于公众,如何看待它。去掉这种观感,判决就会失去其道德权威,即使事实上审判庭完全公正。
我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确认了这一点。宪法审判庭在 A.K. Kraipak v. Union of India, (1969) 2 SCC 262 一案中认定,禁止偏见的规则是自然公正的一个方面,适用于包括司法和行政在内的各类决策。Manak Lal v. Dr. Prem Chand Singhvi, AIR 1957 SC 425 一案确立了标准,即检验的不是实际偏见,而是对偏见的合理担忧。Ranjit Thakur v. Union of India, (1987) 4 SCC 611 一案以我经常回想的措辞完善了这一表述:问题在于,一个现实地看待此事的合理之人,是否会认为该法官有可能或很可能存在偏见。
检验标准不是法官如何看待自己的良心。检验标准属于当事人的眼睛,并最终属于公众的眼睛。
III. 当事人的三项义务
任何当事人在向法庭提出回避申请之前,都必须履行三项义务。
第一是坦诚义务。申请必须以可识别、可阐明的事实为依据。它不能以猜疑为依据。它不能以对某项中间裁定的不满为依据。它不能以走廊里关于审判庭不利的传言为依据。必须存在一项事实,或一组事实,使合理的观察者认为确有偏见的真实可能性。
第二是克制义务。回避申请不是、也绝不能被允许变成对法官的攻击。它是一项恭敬的邀请,请法官考虑是否存在某种从审判席外看来会损害人们对最终判决之信心的情形。申请的措辞很重要。语气很重要。印度律师界曾不止一次因为把正当的回避申请与人身指控相混淆,而付出沉重的制度代价。这些事件是这个职业永远不应忘记的教训。
第三是时机义务。申请必须在最早的机会提出。当事人明知存在偏见理由却仍继续参加听审的,即放弃了该理由。他不能把它留作后备,只在发现裁定对自己不利时才动用。Manak Lal 一案于1957年确立了弃权原则,此后的判例没有任何削弱。
IV. 程序核心的悖论
按照印度的现行惯例,回避申请由被请求回避的那位法官本人听审和决定。法官听取。法官考虑。法官裁决。如果法官拒绝回避,案件就在同一审判庭继续进行。当事人没有即时、单独的上诉途径。他的救济在遥远的将来,在上诉框架之中,上诉法院最终可能以存在偏见为由撤销终局裁判。
为这一惯例提出的理由是务实的。据说,只有法官本人知道自己良心的内容。只有法官本人能够权威地说明自己此前的往来。允许另一名法官作出决定,会招致挑选法院、打乱排庭表、削弱审判庭,并损害职位的尊严。这些理由中的每一项都有分量。但恕我直言,没有一项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驱动回避的原则是 nemo judex in causa sua。回避程序所违反的原则也是 nemo judex in causa sua。我们要求法官回避,是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审判自己的案件。然后我们又请同一位法官决定是否回避,而以任何诚实的解读来看,这恰恰就是在审判他自己的案件。
这一程序要求原则去执行对它自身的违反。
这不是一个靠沉默就能自行消解的难题。它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V. 部分审理锁定
我们的程序中有一个特点,以很少有执业者停下来思考、但每一位执业者都经历过的方式,加剧了这一悖论。
当一名法官已对某一案件进行了实质性处理,即使是在中间阶段,该案件便成为该审判庭的部分审理(part-heard)案件。按照我国法院长期以来的惯例,部分审理的案件不随案件分配而流转。它们不随排庭表移动。当案件分配重新调整,当审判庭在新的审期开始时重组,当法官从一类工作转到另一类工作时,部分审理的案件都跟随该法官。法官对案件的管辖一旦附着,便成为制度性的。它比产生它的排庭表存续得更久。
其后果值得坦率地说明。在任何没有部分审理惯例的制度中,司法工作在数月和数个审期中的自然流转,本身就会冲淡对偏见的担忧。一名对某一审判庭的做法感到不安的当事人,在通常的排期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案件在下一审期被安排到另一个审判庭。时间和排庭表会悄然地、不经对抗地完成任何回避申请都无法公开完成的事。
我们的部分审理惯例取消了这种悄然的救济。法官一旦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案件便归他审理直至最终处理,无论排庭表在他周围如何重新安排。当同一位法官随后听审并驳回针对他本人的回避申请时,当事人便无从救济,不仅无法对抗法官对自己公正性的看法,也无法对抗在案件整个存续期间将案件锁定于该法官的程序架构。在真实而实际的意义上,受理回避申请的法官,就是该案整个存续期间的法官。
这并不是对部分审理惯例本身的批评。这一惯例服务于明显的目的:连续性、司法经济、避免重复,以及保存在长期案件中积累的制度记忆。但这确实意味着,在印度的语境下,拒绝回避的法官并不只是拒绝退出一次听审。他是在宣布,无论司法机构的其他部分如何运转,都将由他、且只由他来决定此案的命运。在任何特定案件中,这一宣布都可能完全正当。但这是一项分量很重的宣布,作出这一宣布的程序,理应比目前构建得更加审慎。
VI. 应否由同一位法官决定?
我并不假装答案是简单的。双方都有重要的考虑。
支持同一法官模式的理由是真实的。只有法官本人能够直接了解自己的心态、自己此前的往来、自己的良心。在一个只要提及另一名法官就能促成任何法官回避的制度中,审判庭会被削弱,策略性申请会受到鼓励,司法机构会遭受本可避免的损害。久而久之,这还会使回避申请从一个严肃的良心问题,变成一种制造不便的常规手段。
恕我直言,支持由不同法官决定的模式的理由更为有力。事实上,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于法官的心态。它在于从当事人所处位置看来的正义观感。这种观感最好由观感受到质疑者以外的人来评估。把评估委托给同一位法官,就是让对观感的检验取决于我们正试图检验的那种观感本身。
一个不走极端的平衡立场应当是这样的:申请应当首先向同一位法官提出,由其听取双方意见并以附理由的裁定作出决定。如果申请被驳回,当事人应当享有一项即时、有时限的权利,将问题移送有关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首席大法官将回避问题(而非案件实体问题)单独提交一个指定的审判庭作有限的裁决,或为这一有限目的设立一个常设回避小组。
这样的程序会维护法官的首要地位。它会保护排庭表。它会尊重司法机构的尊严。它还将终于承认这一原则一直在告诉我们的道理:观感问题,应由观感受到质疑者以外的人来判断。
VII. 我们已有的、散见于判例汇编中的标准操作程序
我们并非没有指引。在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已决案件中,英国和印度的法院已经确立了一套实际上相当于标准操作程序的规则,散见于各种判例汇编。整合工作尚未完成。然而,材料丰富,而且大体一致。
来自英国:Dimes v. Grand Junction Canal Proprietors (1852) 3 HLC 759 一案确立了法官具有金钱利益时(无论多么微小)自动丧失资格的规则。R v. Bow Street Metropolitan Stipendiary Magistrate, ex parte Pinochet Ugarte (No. 2) [2000] 1 AC 119 一案将自动丧失资格的原则扩展至非金钱利益,即法官与一方当事人所推动的事业存在足够密切联系的情形。Locabail (UK) Ltd v. Bayfield Properties Ltd [2000] QB 451 一案提供了现已成为标准的回避理由分类,并澄清了何者构成、何者不构成表面偏见。Porter v. Magill [2001] UKHL 67 一案确定了现代表述:一名公正且知情的观察者在考虑事实后,是否会得出存在偏见之真实可能性的结论。
来自印度:Manak Lal(1957年)、A.K. Kraipak(1969年)、Ranjit Thakur(1987年)、State of West Bengal v. Shivananda Pathak, (1998) 5 SCC 513、Supreme Court Advocates-on-Record Association v. Union of India, (2016) 5 SCC 808,以及 Indore Development Authority v. Manoharlal, (2020) 8 SCC 129,共同构成了印度现行的框架。检验标准是从当事人角度看来的合理担忧。申请必须及时提出。无论接受还是驳回申请,法官都必须记录理由。该裁定可在上诉框架内受到质疑。策略性或投机性的申请将受到谴责。
除这些司法成果之外,还必须加上联合国通过、并被印度司法机构视为基准的《2002年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 2002),以及印度最高法院于1997年通过决议确立的《司法生活价值重述》(Restatement of Values of Judicial Life)。两者都为判例法的运作提供了伦理框架。
VIII. 仍然缺少的是什么
尽管材料丰富,我们所缺少的是一个单一的、成文的、有时限的程序框架。判例法中已有各个片段。它们从未被汇集成一份已公布的标准操作程序,使当事人、律师或书记官长能够拿在手中并加以遵循。
一份整合的印度回避标准操作程序,至少应当涉及六个事项。
第一,每位法官在听审开始时必须作出的强制披露类别,借鉴《1996年仲裁与调解法》(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1996)第五和第七附表的模式以及班加罗尔原则。如果我们要求仲裁员作出披露,那么要求法官作出披露的理由,a fortiori,更为充分。
第二,回避申请的形式、内容和时限要求,包括坦诚义务和弃权的后果。
第三,听审申请的程序:在内庭还是公开法庭进行,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以及作出附理由裁定的强制要求。
第四,拒绝回避时的救济,包括向有关法院首席大法官移送的有时限的权利,以及为这一有限目的组建一个指定的回避裁决小组。这是这一原则最迫切要求的结构性改革。
第五,保护法官免受策略性或无理申请的侵扰,包括判处费用的权力,以及对负有责任的律师的行为记录意见的权力。
第六,经适当删节后公布回避裁定,使一套可供查阅的回避判例能够随时间逐步形成。今天,回避是司法决策中最不透明的领域之一,正是因为相关裁定很少进入公开记录。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衡量这一原则在完全融入我们的制度之前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IX. 结语
回避不是审判庭软弱的标志。它是司法机构强大的标志。回避的法官不仅维护了当事人对判决的信心,也维护了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一个允许回避问题以公正、公开并与其应有尊严相称的方式提出、听审和决定的制度,每正确处理一次回避就加强一次自身,每草率处理一次回避就削弱一次自身。
我以执业律师的身份写作,而不是作为审判庭的批评者。我对每天出庭面对的这一机构怀有最深的敬意。正是这种敬意,使我相信回避程序理应拥有一个比现在更诚实的架构。
Nemo judex in causa sua 不是一句刻在法学院墙上的口号。它是司法机构对来到它面前的人民作出的承诺。这一承诺理应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程序。
引用的资料与条文
法律与规则
- 《1996年仲裁与调解法》(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1996):第五和第七附表
判例
- Manak Lal v. Dr. Prem Chand Singhvi, AIR 1957 SC 425
- A.K. Kraipak v. Union of India, (1969) 2 SCC 262
- Ranjit Thakur v. Union of India, (1987) 4 SCC 611
- State of West Bengal v. Shivananda Pathak, (1998) 5 SCC 513
- Supreme Court Advocates-on-Record Association v. Union of India, (2016) 5 SCC 808
- Indore Development Authority v. Manoharlal, (2020) 8 SCC 129
- Dimes v. Grand Junction Canal Proprietors, (1852) 3 HLC 759
- R v. Sussex Justices, ex parte McCarthy, [1924] 1 KB 256
- R v. Bow Street Metropolitan Stipendiary Magistrate, ex parte Pinochet Ugarte (No. 2), [2000] 1 AC 119
- Locabail (UK) Ltd v. Bayfield Properties Ltd, [2000] QB 451
- Porter v. Magill, [2001] UKHL 67
官方文件
- 《2002年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 2002)
- 《司法生活价值重述》(Restatement of Values of Judicial Life),印度最高法院于1997年通过决议
常见问题
什么是法官回避?
法官回避,是指在存在偏见、个人利益,或存在可能被合理认为具有偏见或个人利益的情形,以致程序的公正性会受到损害时,法官退出对该案件的审理。它以 nemo judex in causa sua 这一格言为基础,即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格言与听取当事人陈述的权利一起,构成自然公正的基础。回避不仅保护法院面前的当事人,也保护司法机构本身,因为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
在印度,由谁决定法官是否应当回避?
目前,由其公正性受到质疑的法官本人亲自决定这一问题,而且对该决定本身不能上诉。本文认为这正是该程序核心的悖论:恰恰在最需要的时刻,禁止审判自己案件的那条格言却被搁置了。不同的法官对回避请求的回应方式彼此无法调和,有的欣然退出,有的则把请求本身视为冒犯,而当事人无从预测自己将面对哪一种回应。
本文提出了什么改革建议?
一套成文的标准操作程序,包含三个要素:回避请求须以书面形式并载明理由提出;以附理由的裁定作出处理;有争议的请求须移送另一个审判庭,即移送审理庭(Reference Bench),使这一问题不由其公正性受到质疑的法官来决定。本文汇集了已公布判例中已经指向这一方向的零散意见,并论证将其整合起来对司法机构毫无成本,却能保护它免受最具腐蚀性的批评。
什么是「部分审理锁定」?
这是一条实务规则:一旦某一审判庭已对案件进行了实质性审理,再将案件移往他处几乎不可能,因为新的审判庭将不得不从头开始。本文说明了这种锁定如何与回避制度产生反常的相互作用:迟发现的偏见理由出现在锁定已经形成之后,当事人只能在放弃异议与得罪将要裁决其案件的审判庭之间作出选择。一套设有早期披露义务的成文程序,可以在锁定形成之前化解大多数此类情形。
当事人能否请求法官回避?这样做有风险吗?
当事人可以这样做,有时也必须这样做,但本文提出了约束这一请求的三项义务:在最早的机会提出;以有材料支持的具体理由提出;以尊重的方式提出,将其作为对司法机构自身标准的诉求,而不是对个别法官的攻击。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既有得罪审判庭的风险,也有被怀疑挑选法院的风险,而这正是本文主张应当把作出决定的负担从受到质疑的法官肩上移开的原因。
以下回答是对上文的教育性概述,并非针对任何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
更正:如您发现本文存在法律或事实错误,请致函 contact@lokeshbhardwajlawoffices.com,邮件主题请写 'Correction'(更正)。更正将在正文中作出,并在此处注明日期。
Lokesh Bhardwaj 是在德里律师公会(Bar Council of Delhi)注册的律师,在印度最高法院和德里高等法院执业。
本文是对有关自然公正和印度司法制度程序改革之学术文献的一项贡献。本文不涉及、不评论、也不对任何法院正在审理的任何具体案件或任何具体法官或审判庭表明任何立场。文中讨论的原则、意见和建议,普遍适用于印度司法机构的制度架构。所表达的观点为个人观点和学术观点。